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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国

李世民敢对李渊下手,朱棣为何不敢动朱元璋?

朝堂上,则是李渊自领的另一群“亲友团”,比如裴寂、宇文士及,以及后加入的丘和等人,这些是李渊本身就有的老面子拉来的队伍,比如武德十七功臣,里面还有刘文静、殷开山、长孙顺德等人。

在“玄武门之变”前,李渊其实已经陷于需要拉住太子和齐王一同抗衡秦王的尴尬境地,然而,当二人没有嫌隙时没有问题,偏偏在武德七年发生了所谓的“太子李建成暗通庆州都督杨文干”谋反案,李建成奋力自掷,险些把自己摔死,终于得到了李渊的谅解,这也造成了父子的嫌隙。

这种情况也和刚刚入定关中后李渊本人对于家庭的“过度”爱护有关,甚至让三个儿子都在宫中分殿居住,见面叙以家礼,日后分府居住,仍旧不加抑制,可以说,李渊是成也家族,败也家族。

这种嫌隙就使得李渊在抑制李世民的同时瞻前顾后,最终被李世民利用,用他手下的800勇士,完成了以小博大的大业。

综上所述,朱棣在明太祖朝,要力量没力量,要资格没资格,要胆子没胆子,怎么敢玩儿玄武门?

不过,正因为李渊反叛晚,他的核心团队没有经过“历史的考验”,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亲友团”,所以,他分三军之后,就自统一部,让李建成和李世民分任左右都督,让李元吉留守太原。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李建成的军事能力未必逊色,在平定关中的战争中,乃至于日后平定河北叛乱中,这位被遮蔽的太子表现得并不“业余”,只不过由于他的身份,必须长期留守关中,也很难有立功的机会。

这就等于是在创业团队中建立了一个凌驾于除了李渊和李建成之外所有人的“大山头”,而李渊的“山头”看似最大,却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地被儿子们分化拉拢,久而久之,李世民实际上已经成为与李渊并立的势力,这也是日后“玄武门之变”后李唐皇权顺利交接的真正基础。

李渊在隋末群雄中,其实属于反叛较晚的,一直到隋炀帝大业年间末期,他才以河东留守的隋官身份背叛,这个时机抓得很准,也很巧,等于是坐看群雄互相消耗,而他一直坐山观虎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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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说,唐朝的创业团队,就是用与李渊个人关系+亲疏宗族构成的远近圈层。

而在玄武门之变中,由于李世民动作迅速,渗透得也深,皇城周围驻扎的8万府兵宿卫来不及反应,只是在玄武门与北门屯营的部队有过照面,当然,从事后给殉国的北门屯营将军的追封来看,这支部队可能也已经被李世民渗透,所以,反过来对太子、齐王军大打出手。

这也就意味着,随着秦王李世民指挥的大兵团作战越多,胜利越多,功劳也就越来越大,这时候,双王并尊则无可能,只能在秦王之外,另行任命天策上将,并允许开府,甚至有陕东行台的动议,也就是自陕县以东的整个关东地区,另立一个行政中心。

当然,不要相信什么李世民是起兵主谋的鬼话,那都是李世民自己给自己贴金改的史书,在李渊亲近旧臣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里写得很清楚,整个反叛的谋划,李渊是一直有谱的,他本人在得天下后也和群臣说过,早在大业九年他就和宇文士及讨论过谋反的大事儿,哪儿用得着一个18岁小青年给他拿主意。

基本上,就是创业公司,以仨儿子做核心管理团队。

李世民敢对李渊下手,朱棣为何不敢动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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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占领关中之后,统兵的将领把持方面军队,其上必以诸王领军,如淮安郡王李神通、庐江王李瑗、赵郡王李孝恭、任城王李道宗等人,都是李渊的堂弟、堂侄,形成了李渊儿子之外的领兵族人群体。

在这个团队中,李世民初起时优势并不明显,他的优势真正发挥是在平薛仁杲之后,凭着战功在高祖三子中脱颖而出。

所以,他的一切都是明太祖赐予的,包括王位,包括姻亲,包括将领,包括他的三护卫。

可以说,真正让天平失衡的,恰恰是李元吉,他在刘武周来袭后,丢弃太原逃走的举动,等于把太子在上,秦齐二王在下的三人关系打破,齐王自此不再具有与秦王分庭抗礼的资格,也不再能以“宗王”之上的“元帅”正任身份独当一面,哪怕是在平定王世充、窦建德的大战中,也只能屈居副帅。

相对于掌握整个王朝的明太祖来说,他的那点护卫兵马就是九牛一毛,如果他谋反,不用大兵压境,就是一道圣旨,恐怕就都下马投降了。

反观朱棣,他在明太祖取天下的时候才出生,生下来就是个“权二代”,也无所谓定策征战之功,日后由于与徐达家族的结亲,出镇北平参与几次战争,也无非就是跟着打打,在诸多功臣宿将中间,不可能真的大放异彩。

而需要注意的是,李世民赖以完成政变的军队,实际上是李渊允许他畜养的,同样,太子宫有长林兵2000人,齐王府也有近1000人,这些兵马,都属于超越太子六率这种定制之外的“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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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朱棣在南京城中没有力量,就算想搞事情,面对整个南京城厚集的兵力,尤其是宫城、皇城的军力,他的那点兵马,根本不够看,想学“玄武门之变”搞斩首行动也完全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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